Monday, August 28, 2006

我看陈光诚案件

近来,中国政府公然以违法行径对付维权人士特别是维权律师,公开无耻地滥用公权力的程度,已经到了“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地步,让人不能不有些瞠目结舌的荒唐感,难以置信这些上演剧目的荒诞程度。

其中最恶劣的,首先是对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诬告,临沂地方的法院竟然在陈光诚持续遭到警力软禁控制的情况下,指控他扰乱公共秩序和破坏公共财产,并因此判他服四年以上的刑期。这样的量刑,漫无边际,完全成为政治操作的道具,只会为将来类似的法律纠纷提供坏样板,为基层和地方上利益矛盾尖锐时的恶性执法打开新的缺口。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度从沿海向内地省份延伸,地方上的利益矛盾尖锐化一直是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中国政府从前年开始就在多方探索如何减少上访人数和相关的所谓“突发事件“,包括建立装备精良的特警部队,也包括由公安部长出面屡次强调突发事件总数的不断上升等等,可以说,关于这方面情况的报道在最近半年才开始慢慢减少。而另一方面,正是最近半年以来,北京的中央政府再次象一个怨妇一样,不断向外界发送信息,抱怨地方政府不服从中央的指示和安排,叹息中央为了中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想要宏观调控经济都难以做到,要做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又是多么多么困难。果真如此,陈光诚案就应该是中央政府的一个绝好机会,可以借此重申一些保障社会公平和安定、有长远效果和道德意义的基本原则,迫使基层政府在地方利益再分配中学会向群众要求让步,并避免在地方利益冲突中出现又一轮上访和突发事件的高潮,避免陷入中央政府迫于地方政府压力的恶性循环。

可是,在中央有关部委已经肯定了陈光诚关于临沂地区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中侵权犯罪行为的举报以后,北京政府竟然还是支持沂南县和临沂市当局特别是当地公检法对陈光诚的粗暴镇压,我相信,没有中央部门的支持,临沂方面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地对许志永等北京来的律师栽赃陷害,却又不了了之地在陈光诚庭审后释放他们;没有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陈光诚也不会因为这样荒谬的起诉理由而被判刑四年多。因此,我也就无法再相信北京政府关于控制不了地方政府的种种说辞。

几乎没有人否认,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市场、商品、贸易正在改变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使中国持续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状态,持续存在着由新的利益再分配而反复不断引发的新的社会冲突。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主要的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即使不谈政治外交政策引起的立场冲突和社会动荡,经济利益引发社会冲突时,群众聚集一起请愿抗议始终是近现代史上普遍接受的民众表达意愿的重要方式。在采取这个方式的过程中发生的小规模骚乱或财务损失,比如陈光诚被指控的相当有限的财产损失金额,原则上都是由政府负担,而且警方维持秩序
过程中拘押的人众,量刑标准原则上都是从宽。远的不说,中国公民在日本婧国神社抗议的就不止一位,都没有过事先申请登记,事后也都没有受到起诉审讯判刑,就是出于认可一定范围内抗议事件存在的合理合法性。

法律对维护公共秩序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以为法律就是社会公正的唯一表达,就是维护社会正义的唯一渠道,却是大错特错的。法律必须有其所以成立的原则基础,这些原则基础必然有其他的社会表达渠道,尤其是社会公众舆论和政治表达渠道的同时存在。否则,过度利用法律工具,纵容地方政府滥权滥法,用过度量刑来惩治那些不甘事事俯首帖耳试图表达意愿的民众,在目前利益日益分化、再分配日益复杂的社会转型期里,会产生什么样的恶性后果,将是难以逆料的。

陈光诚案仍有上诉机会,北京也还有可能借此修正自己的过度反应,为日后以平常心状态处理因利益冲突引发的请愿等事件铺平道路。误判重判决不是以长远眼光解决类似问题的办法。

此外,陈光诚这个案子,在很大程度上显然是要做给外国人尤其是外国媒体看的,也就难怪前一天判了陈光诚,第二天立刻接着判已经羁押近两年的赵岩。而且,陈光诚判刑的消息,新华社只发了英文稿,国内没有任何媒体正式报道。很显然,其中有党政高层某些干部及其秘书班子之流对西方的过度反应,不妨说,他们将自己对西方的某种怨妇心态转移到处理国内政策上,严重妨害了对国内社会状况的正常判断。这里面,很可能就包括胡锦涛本人,因为他今年访美时曾经有过相当不愉快、很没有面子的个人遭遇。更重要的,这个案子为共产党里以重视宣传和愚民传统为胜的那些核心们提供了又一个机会,这次的“杀鸡给猴看“是要西方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看看清楚什么叫中国式的“连坐“,让他们知道,下次再要报道中国的事情,先学好你的自我审查(self-censor)功课再打字。

在这个意义上,陈光诚案件的关键情节不是发生在临沂,而是出现在美国英文媒体的字里行间,既有《时代》杂志将陈光诚列为亚洲最有影响力100人之一,又有《纽约时报》等媒体的连续报道,何况美国总统布什还在持续过问赵岩的案子,陈光诚很可能也在布什及其助手曾经多次关注的名单内,结果也成了胡锦涛这样对美国有怨气又想报复的人的招牌。从外交部长李肇星和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的言谈举止也可以看出,他们处心积虑把美国的总统、国会、媒体、大众混为一谈,处心积虑地掩盖西方媒体相对于总统和政府时,不但可能也确实可以而且几乎是日常地施加压力的实质性社会地位,着眼点往往落在限制美国(同时也限制其他西方国家)媒体从业人员坚持在中国进行尽可能独立报道的立场上。

耐人寻味的是,这两年时不时可以从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的英语新闻里看到他们驻华记者对中国各种严重社会问题的报道,他们的独立性是否也在受到李肇星等人的公开抨击呢?

我一直无法理解中国政府多年来对外政策上的一个逻辑。按说中国也在一日千里的往世界大国强国迈进了,你在国际上有自己各方面的考虑和利益,美国也是如此。怎么每当要和美国摆平的时候,就会以为美国关心的不过就是中国自己的人权状况,所以越是要和美国赌气,就越要狠狠地治一下自己国内的不听话的人,好像个找不着地方撒娇就只好耍赖的二房小媳妇,看看主子不待见自己了,就要拿比自己更小的使唤丫头出气,狠狠地拿簪子扎她几下,等着主子看不过去了,来说几句“何必呢“,就好找着机会向主子撒娇了一样。就至于这么没出息么?

难怪鲁迅会怀念盛唐,那时光,我们的前人们有多么大气、开放、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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