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政魔爪下，陈光诚和高智晟家里的妇孺病老

高智晟被秘密抓捕已有半个月，陈光诚案的虚假庭审也已过了一星期。在这段时间
里，高智晟的妻儿一直受到国安和国保无休止的骚扰，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现在更
受到因伪证被起诉的威胁，两家都有嗷嗷待哺的幼子，不得不在国保、公安以及公
安纵容的地痞分分秒秒的监视下艰难度日。如果说两家的情况有什么不同，那就是
高智晟还有一位十二三岁的女儿格格被软禁在家，必须和别的青少年一样去上学的
时候，不得不带着国保的尾巴；而陈光诚家里更有一位多病的老母亲，虚弱不支的
时候也无法获准去医院。



这就是中国“和平崛起“背后的真实生活图景，这就是胡温新政“和谐社会“的真相—
和谐到秘密警察强行住进普通正常的公民房舍，强迫只有妇孺病老在家的普通公民
家庭放弃一切户外活动，强迫他们接受家居变为监舍、家门挡不住闯进门来的狱卒
这样的事实。



曾几何时，建立了新中国的中共骄傲地宣称自己已经消除了童工，实行了普遍的义
务教育；毛泽东曾称颂青少年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周恩来更主持一系列文化上的
门面项目，把少年儿童比做祖国的花朵。而今的小学生，可能还坐在教室里呢，已
经要帮着老师完成做烟花的定额了，而且如果不是不幸因爆炸丧生，世人恐怕永远
都不知道他们在“学习“些什么。



而今，成千上万的中小学生还没有得到可靠安排的时候，他们的学校就可能因为仅
仅是他们的“民工“父母自筹创办的而遭到取缔，你是否失学，是否受到伤害，是否
因此误入歧途，全都不在取缔者的考虑中。如今的六一儿童节，就象如今绝大多数
的其他节日一样，主要功能就是为商家提供新的赚钱机会。连最具政治象征意义的
国庆节和劳动节都成了拉动内需的利好良机，还有什么是特别碰不得的，还有什么
是必须要从钱眼和权势以外的角度去考量的么？儿童的健康成长，培养德智体健全
的现代公民，都简单地让位给了培养劳动力后备军。在今天的陈光诚和高智晟家
里，国家专政机关的执法人员也到了公然以欺凌弱小为日常任务的地步了。



曾几何时，邓小平和他的同代元老们还能记得一点自己的家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
的迫害，还认可对于株连九族等落后概念的批判，多少容忍过一点个人和家人在法
理上区分责任的探索，而今，邓的后继者们恰好都是在文革中逐渐爬上高位的，他
们最熟悉的，正是连坐和株连那一套。一人得道，固然是鸡犬升天；一人遭政权的
打击，全家人人都得跟着遭难倒霉，更是他们深信不疑的信条。从毛泽东开始就长
期宣扬的只要是为了“革命“在未来的伟大目的、现阶段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不择手
段，早就成了最具破坏性的党文化传统之一，和实践中的株连法配套结合，再加上
对国安、国保的纵容，已经在陈光诚和高智晟两人的家里造成改革以来最恶劣的连
坐案例。这样的实践，更为很多控制着地方政府的地头蛇开了非常危险的先例。



而今，一两岁的幼儿发烧生病都不能去医院，只是因为他们的父亲被国家政权控制
的公检法系统诬告；十来岁的青少年不能自由地和同龄人交往，必须忍受别人对自
己所带“尾巴“的惊讶目光，只是因为自己的父亲被官方以秘密绑架的方式拘捕；二
十来岁的青年女性被近距离步步跟随，数辆车轮流追踪，包括追踪她所乘坐的公共
汽车，不是因为她本人触犯了任何法律，只因为她是艾滋病活动人士的妻子，不甘
心在丈夫突然失踪几十天的日子里沉默忍耐。



而今，官方极为恶劣的株连措施能够实施而不引起社会上的过度反应，很重要的原
因就在于，1989年以后邓小平大力提倡“致富光荣“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等方
针，严重侵蚀并破坏了社会伦理观念；一切向钱看，谁多关心社会正义谁个人倒
霉，这些观念的变化造成社会教育和社会道德大范围的滑落。曾金燕（http:
//zengjinyan.spaces.live.com）是关注爱滋病民间人士胡佳的妻子，她在公共汽
车上的经历非常说明问题。售票员和司机发现身份不明的车辆一直在跟踪他们的
车，既恼火又狐疑，乘客们也都不明就里。曾金燕很大方地给大家简单解释了这都
是跟踪她的，还指出了就坐在车里的跟踪者。很多人于是对她表示了同情，还有人
好奇地刨根问底，可是并没有人觉得同样的事很快会轮到自己身上，而且，这些好
心人并不是因为忽然警觉了赶紧跑掉才觉得安全，而是坐在车里的时候就很笃定，
有足够的安全感，所以才会有闲暇一样的好奇心来询问曾金燕。



这是和文化革命期间不同的新现象。一般的好奇不至于直接引祸上身，使得社会大
众对于今日国家迫害的实质变得麻木。国家专政机器也鼓励这种麻木，让社会大众
在不知不觉间接受完全缺乏合法性的错误逻辑，以为政府总是有理的，总是可以在
它觉得必要时对普通公民为所欲为的，即使是针对没有触犯任何法律的妇孺病老，
即使是用纳税人的钱随时随地地跟踪一个小姑娘，用政府资金雇来的地痞阻挡婴幼
儿和老人就医，社会大众在株连政策指使者或执行者自以为是的得意嘴脸面前最多
只是瞠目结舌，实际上已经完全失语。



中国社会要被这个政府糟蹋到什么地步啊。



我希望听到，格格学校的领导和老师同学们不会也受到国保的威胁，他们都能象以
前一样和格格相处，让这个女孩子的心灵少受一些伤害。我希望看到，沂南县和临
沂市的医务工作者还保留一些基本的救死扶伤精神，陈光诚的母亲和孩子能够被允
许自由就医，而且在就医时能够得到温暖的关爱。我希望今天就有新的消息传出，
高智晟律师的妻子耿和终于可以自由行动，不再和硬闯进门来的狱卒日夜共处，至
少能够自己安排自家的生活。



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难道这些都应该是不切实际的奢望吗？！

The Lack of Grassroots Pressures

I opened this blog two days ago on Monday, with a posting in Chinese, discussing the lawlessness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law enforcement and of the court.

My focus was the trial of the blind peasant activist, Chen Guangcheng, who was sentenced to four years and three months for "blocking traffic" and "damaging public property," all when he was under house-arrested by local police in his home village in Linyi City, in east China's Shandong Province.

I argue that the verdict is excessively heavy, even if we ignor the lies the local authorities provided to stage the faked trial. As China's Public Security Minister said repeatedly in the past two or three years, the so-called "sudden incidents" have been on the rise steadily, up to almost 80,000 annually in 2005. Mind you, this term means mass protest taking place out of local official' knowledge, when officials are supposedly on the guard constantly.

So, will Beijing Government be able to reduce such incidents by jailing activists like Chen? I don't think so. It's all about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economy and the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control. To be more specific, it's all about how redistribution of wealth is done at each level of the society.

Without an accountable political system that put grassroots pressure on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re is no way to stop most officials from grabbing away public assets, or whatever other forms of corruption. Consequently, the more the economy grows, the severer social conflicts become. Policy adjustments alone will not be able to reduce discontent against corrupt officials. And so, the number or the degree of "sudden incidents."

After posting my first blog entry and very much to my satisfaction, I found an editorial on the next day's (Tuesday, Aug. 29, 2006, p. 14) Financial Times, which argues on a ground just as mine. Here are some words taken from it:

"Lack of independent institutions robs China of the disciplines needed to uphold standrads in public life. Intolerance of popular scrutiny allows official misdeeds to go undetected and insulates those in power from grassroots pressures. That makes them often slow to recognise and respond to serious threats to national welfare, such as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good for them as a business newspaper, reminding Beijing it's not tolerable to ignor national or global-related welfare.]

"Furthermore, by making the pursuit of material enrichment the nation's priority above all else, Beijing has sanctioned the growth of a greed-is-good culture in which corruption flourishes."

This goes even better. I hope greedy investors will take notes of their top commentator's words. Or else, we'll have to be pess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of human ethics, if greed becomes the standard, thanks to joined efforts of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nd wealthy capitalists world-round.

By the way, the editorial's title is this: "China's greed culture".

我看陈光诚案件

近来，中国政府公然以违法行径对付维权人士特别是维权律师，公开无耻地滥用公权力的程度，已经到了“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地步，让人不能不有些瞠目结舌的荒唐感，难以置信这些上演剧目的荒诞程度。

其中最恶劣的，首先是对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诬告，临沂地方的法院竟然在陈光诚持续遭到警力软禁控制的情况下，指控他扰乱公共秩序和破坏公共财产，并因此判他服四年以上的刑期。这样的量刑，漫无边际，完全成为政治操作的道具，只会为将来类似的法律纠纷提供坏样板，为基层和地方上利益矛盾尖锐时的恶性执法打开新的缺口。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度从沿海向内地省份延伸，地方上的利益矛盾尖锐化一直是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中国政府从前年开始就在多方探索如何减少上访人数和相关的所谓“突发事件“，包括建立装备精良的特警部队，也包括由公安部长出面屡次强调突发事件总数的不断上升等等，可以说，关于这方面情况的报道在最近半年才开始慢慢减少。而另一方面，正是最近半年以来，北京的中央政府再次象一个怨妇一样，不断向外界发送信息，抱怨地方政府不服从中央的指示和安排，叹息中央为了中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想要宏观调控经济都难以做到，要做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又是多么多么困难。果真如此，陈光诚案就应该是中央政府的一个绝好机会，可以借此重申一些保障社会公平和安定、有长远效果和道德意义的基本原则，迫使基层政府在地方利益再分配中学会向群众要求让步，并避免在地方利益冲突中出现又一轮上访和突发事件的高潮，避免陷入中央政府迫于地方政府压力的恶性循环。

可是，在中央有关部委已经肯定了陈光诚关于临沂地区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中侵权犯罪行为的举报以后，北京政府竟然还是支持沂南县和临沂市当局特别是当地公检法对陈光诚的粗暴镇压，我相信，没有中央部门的支持，临沂方面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地对许志永等北京来的律师栽赃陷害，却又不了了之地在陈光诚庭审后释放他们；没有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陈光诚也不会因为这样荒谬的起诉理由而被判刑四年多。因此，我也就无法再相信北京政府关于控制不了地方政府的种种说辞。

几乎没有人否认，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市场、商品、贸易正在改变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使中国持续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状态，持续存在着由新的利益再分配而反复不断引发的新的社会冲突。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主要的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即使不谈政治外交政策引起的立场冲突和社会动荡，经济利益引发社会冲突时，群众聚集一起请愿抗议始终是近现代史上普遍接受的民众表达意愿的重要方式。在采取这个方式的过程中发生的小规模骚乱或财务损失，比如陈光诚被指控的相当有限的财产损失金额，原则上都是由政府负担，而且警方维持秩序
过程中拘押的人众，量刑标准原则上都是从宽。远的不说，中国公民在日本婧国神社抗议的就不止一位，都没有过事先申请登记，事后也都没有受到起诉审讯判刑，就是出于认可一定范围内抗议事件存在的合理合法性。

法律对维护公共秩序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以为法律就是社会公正的唯一表达，就是维护社会正义的唯一渠道，却是大错特错的。法律必须有其所以成立的原则基础，这些原则基础必然有其他的社会表达渠道，尤其是社会公众舆论和政治表达渠道的同时存在。否则，过度利用法律工具，纵容地方政府滥权滥法，用过度量刑来惩治那些不甘事事俯首帖耳试图表达意愿的民众，在目前利益日益分化、再分配日益复杂的社会转型期里，会产生什么样的恶性后果，将是难以逆料的。

陈光诚案仍有上诉机会，北京也还有可能借此修正自己的过度反应，为日后以平常心状态处理因利益冲突引发的请愿等事件铺平道路。误判重判决不是以长远眼光解决类似问题的办法。

此外，陈光诚这个案子，在很大程度上显然是要做给外国人尤其是外国媒体看的，也就难怪前一天判了陈光诚，第二天立刻接着判已经羁押近两年的赵岩。而且，陈光诚判刑的消息，新华社只发了英文稿，国内没有任何媒体正式报道。很显然，其中有党政高层某些干部及其秘书班子之流对西方的过度反应，不妨说，他们将自己对西方的某种怨妇心态转移到处理国内政策上，严重妨害了对国内社会状况的正常判断。这里面，很可能就包括胡锦涛本人，因为他今年访美时曾经有过相当不愉快、很没有面子的个人遭遇。更重要的，这个案子为共产党里以重视宣传和愚民传统为胜的那些核心们提供了又一个机会，这次的“杀鸡给猴看“是要西方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看看清楚什么叫中国式的“连坐“，让他们知道，下次再要报道中国的事情，先学好你的自我审查（self-censor）功课再打字。

在这个意义上，陈光诚案件的关键情节不是发生在临沂，而是出现在美国英文媒体的字里行间，既有《时代》杂志将陈光诚列为亚洲最有影响力100人之一，又有《纽约时报》等媒体的连续报道，何况美国总统布什还在持续过问赵岩的案子，陈光诚很可能也在布什及其助手曾经多次关注的名单内，结果也成了胡锦涛这样对美国有怨气又想报复的人的招牌。从外交部长李肇星和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的言谈举止也可以看出，他们处心积虑把美国的总统、国会、媒体、大众混为一谈，处心积虑地掩盖西方媒体相对于总统和政府时，不但可能也确实可以而且几乎是日常地施加压力的实质性社会地位，着眼点往往落在限制美国（同时也限制其他西方国家）媒体从业人员坚持在中国进行尽可能独立报道的立场上。

耐人寻味的是，这两年时不时可以从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的英语新闻里看到他们驻华记者对中国各种严重社会问题的报道，他们的独立性是否也在受到李肇星等人的公开抨击呢？

我一直无法理解中国政府多年来对外政策上的一个逻辑。按说中国也在一日千里的往世界大国强国迈进了，你在国际上有自己各方面的考虑和利益，美国也是如此。怎么每当要和美国摆平的时候，就会以为美国关心的不过就是中国自己的人权状况，所以越是要和美国赌气，就越要狠狠地治一下自己国内的不听话的人，好像个找不着地方撒娇就只好耍赖的二房小媳妇，看看主子不待见自己了，就要拿比自己更小的使唤丫头出气，狠狠地拿簪子扎她几下，等着主子看不过去了，来说几句“何必呢“，就好找着机会向主子撒娇了一样。就至于这么没出息么？

难怪鲁迅会怀念盛唐，那时光，我们的前人们有多么大气、开放、不在乎！